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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小波有篇短文，叫《为什么道德高地上总是站满了蠢人》，虽然话讲得难听，观点还是有道理的。
是个人就爱炫耀，要么炫有钱，要么炫有文化，但这两样容易露馅，而只要骂一句“渣男渣女没人性不孝顺”之类毫无成本的话，就能屹立在道德制高点上了，就一下子高人一等了。我以为，在人类的智能活动中，再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也更复杂的事了。假如我是一头公牛，我会毫不犹豫地认定老虎是邪恶的，母牛和青草是美好的，这说明判断简单；说它复杂，因为人很难理解，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和美的本源。
有没有想过，当下环境以为“不道德”的事，换一个时空的人做起来毫无负疚感？有哪些是人人认可，恒久不变的“道德伦理纲常”呢？
仁义勇智信算吗？庄子微微一笑很倾城。扯，他说。盗亦有道，预判能不能动手几时动手，叫“智”，分赃合理，叫“仁”，带头闯入，叫“勇”，弟兄们先走，我断后，那才叫仗义。不具备这五点美德，做不了合格的强盗。
韩非子，一个内心冰凉的道德虚无主义者。他说，马车店老板希望人人富贵，好来买马车，并不是他慈悲，棺材铺老板巴不得天天死人，也不是因为他缺德，人都是被利益驱使而不自觉。
没有爱的婚姻是不道德的——革命导师，不记得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如是说。但在现代社会之前，无论东西方，婚姻中只考虑自己爱呀爱而不顾及家族的命运的，才是最自私的人，因为大家族中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感受，现代社会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的，强调个体意识，“自由”被赋予了神圣含义。在人类四百多万年的历史中，一夫一妻不过几千年，而“爱情是婚姻的基础”这个年头出现，不过二百年。故此，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，只是不同，谈不上谁对谁错。婚姻，始于掠夺，后为买卖，再为聘娶，彩礼就好比定金，婚姻从来不是为爱情而生，正如艺术不是为了美而诞生。爱和艺术都是奢侈品。
在女性主义者看来，人类迄今为止的文艺作品，包括被我们视为经典的，大多是父权意识的文化产物，男性作家以自身的视角写女性，其中的道德价值观，是对女性的禁锢甚至摧残。有本书叫《文学中之女性形象》，把文学中的女性分成几大类，包括母亲，妻子，典范（比如贞洁烈女），性对象，没有男人的女人（尼姑，寡妇，弃妇），无论哪一种，传统女性都是作为男性附属而存在。中国传统诗词中，男性作者写姬妾，性工作者的诗篇，远远多余写妻子的，更多于写母亲，女儿和女性亲友的，这背后，来自男性对女性的看法，因为性工作者没有伦理负担，怎么写都可以。
在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眼中，艺术作品中的“有色人种”，只能扮演小偷，奴隶，妓女，杀人犯，最多可以是白痴。
200年前，一个叫芸娘的女性，与其丈夫情到深处，主动邀请另一个女人加入她的婚姻，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。未果，人家还是选择了一个有钱人，宁可在宝马车上哭，不要在自行车上笑，芸娘为此大病一场。这个故事，被芸娘的丈夫沈复写进《浮生六记》，而流传下来。现代女性一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，而在林语堂先生看来，她是天底下最可爱的女人（虽然，林先生的“可爱”指的是芸娘的至情至性，而不是指满足男性对齐人之福的向往）。还有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，是反对一夫一妻的婚姻的，他有个著名的茶壶理论，一把茶壶配四个茶杯，谁见过一个杯子配四把茶壶的？幸亏两位先生及时谢世，活到如今的话，只怕难逃女权的利齿，说不定还要为自己三观不正而微博道歉。
同性恋，在古希腊是很平常的，其含义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不尽相同，它在中国古代，也不算见不得人的事，那首疑似同性恋诗歌“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悦君兮君不知”是如此单纯美好，让异性恋也心生欢喜。而圣经里，它与罪恶联系在一起，亦在穆 @ 斯@ 林的大门口止步，今天却在西方世界一部分国家中，获得合法婚姻的权利。那么，它到底道德还是不道德，是丑闻还是一种生理现象？
每个时代，每个政治阵营，都有自己开出的禁书书单。萨德侯爵，他还有一个头衔是“法国色情文学作家”，他的书被加了封印直到20世纪。侯爵以“性虐待狂”的方式掀起了另一场法国大革命，一些人认为他是无耻的淫棍，一些人把他看成真的猛士——通过花式欲念的满足，来获得最终的自由和释放。而到了波夫娃那里，侯爵发现【跨过成年门槛后，社会生活和个人快乐之间是不可调和的】。玻夫娃的《第二性》和《要焚毁萨德吗》，是她扔向男权和权贵的两枚远程导弹，至少把男权堡垒炸出一个缺口，今天所有逼男性交出“冠名权”的女性，都欠波夫娃一个人情。
长篇小说《日瓦戈医生》，诞生在冷战时期的苏联，苏联国内无法出版，手稿通过意大利出版商辗转到西欧，被称为不朽的史诗，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所以，同一本书，于你甘露，于他砒霜。这个政治阵营认为的“毒草”，敌对的阵营就认定为艺术瑰宝。
玛丽昂，是戏剧《丹东之死》中的一个性工作者，该剧背景也是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，革命就是以人民的名义革贵族的命，谁是贵族？那些用绣花手绢而不是袖子擦鼻涕的人，问题是，谁是人民？性工作者玛丽昂是人民吗？有人用手脚劳动，有人用脑子劳动，凭啥她用“那个”劳动就不道德了，就不是人民了？真头疼啊。作者反问，究竟什么是道德，是国家或民族的公意还是具体个人的感觉？两者冲突吗？
伦理道德，很多时候，是时间概念和地理名称，所谓移风易俗，就是道德风向标的转变。
当年那些印象派画家意识到，这个世界没有固有色，比如天空是蓝的，草地是绿的，人看到的不是对象本身的色彩，而是经过光反射的颜色，而光源会随着昼暮，季节，纬度，海拔的不同而变化。（其实波义耳早就说过颜色不是物体本质属性，而是光的效果）。道德就是那束光源，它落在具体的年代，阶层，职业上，会折射出各自的内涵和表达。
如此，“禁止违背伦理道德设定”如何做到呢。就像，你有你的路，我有我的路，至于正确唯一的路，并不存在。
我们的文艺作品，受文以载道，主旋律，正能量的约束，由来已久，这也正常，为政教服务是艺术古老的职责。因此，有人说我们没有希腊意义上的悲剧，只有惨剧，红楼梦算是孤例。
但是，“违背伦理道德”，或者说违背题主认可的伦理道德的作品，就缺乏价值吗。如果好人没有好报，勤劳的人没有收获，第三者没有悲催下场，正义没有压倒邪恶，人民群众的生活没有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没有大团圆，没有春晚那种普大喜奔的热闹红火，这肯定不是官方作品，但它若能深刻反映复杂人性，能引起不同时代的人的心灵共鸣，能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，帮我们有效的抵抗灌输，骗术，愚弄和操纵，它就是好的文学作品。
人是最矛盾的，既高贵有神的形象，又卑微如尘土，在天使和魔鬼之间徘徊，在兽欲和人性之间挣扎，生年不满百，却怀千岁忧，抬头望月亮，低头六便士，似乎是自由的，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，一念天堂一念地狱，生存的需要和生命的尊严，孰重孰轻，哪个是熊掌哪个是鱼？如果我支教的目的，既有想帮助别人真诚的一面，又有获得一张漂亮履历功利的一面，这种“一举两得”的行为，是善吗？“”好心办坏事”的行为，是善吗？善的本质是动机还是结果？我们害怕成为恶人，但真的有能力行善吗？我们不是黑的，也不是白的，而是灰色的，世界，就是一张爱恨情仇，是非功过，美丑善恶纠缠在一起的网络，剪不断理还乱，我们就活在这场巨大的悖论里，艺术就是要呈现和表现这样的错位，冲突和复杂。按尼采的说法，艺术是来救苦救难的，他用艺术来解脱对荒谬的厌恶，在一笑了之中。
如题主所愿的话，我们只能读童话故事了，（所谓主旋律作品，就是成人童话，当然我承认这样的作品一定要有。）。小时候看动画片，人物分成好人坏人，好人又美又善良，坏人常常爆发出邪恶的蠢笑，但我一点也不为好人的命运揪心，无论他们怎么受苦，最后一定是“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直到永远”。这样的文学作品，大概是对我们的脆弱，不成熟，不愿长大的一种迁就吧。
人的眼界，已经够窄了，如果没有可鉴之物，我们连自己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有了不同价值观的艺术作品，才了解古代的现代的，不同文化背景的，远方的，别处的人是怎么生活的，怎么理解世界的。越是不同，越能激发好奇和反思———也许是我错了呢，也许我们都没有错呢。这样的作品，帮助我突破个人局限，使我尽可能的和不同与我的审美情感发生交通和共鸣，不管这种情感多么陌生，乖僻，私人化，我都能自由出入，这让我的情感更丰富，心怀更宽阔，通过理解陌生人，他者，我最终理解自己是谁。
现实生活把我们放在责任义务上，同时也锁在机械和呆滞中，我们懂得什么是底线禁忌，可是我们只能活一次啊，这才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，多少次，我厌倦了循规蹈矩的生活，可又没有勇气过堕落的生活，就让我们在艺术里多活几条命吧，在作品里拓宽生命的长度和宽度吧。
我并不是道德相对论者，只是选边站队选择了我要恪守的东西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尽力克制自己占领道德高地扫射别人的冲动。因为我只有审美力，没有审判权。
而文学的魅力，不在于发现某个不变的道德法则，在于发现人性的丰富，复杂，奇异。
最后，我仍然想引用王小波先生的《沉默的大多数》中的一段话，【有些人认为，人应当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，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。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，却使我感到莫大的恐慌。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，倘若去掉一部分，我是谁就成了问题。】
